Friday, December 10, 2004

Powers

This is an article I read from Ming Pao in July 2004, written by 龍應台,前台北市文化局長。It is about power in the society and it reminds me of the subject I learnt from the lecture on political science in my MSc study. It is especially revealing in the present day scenario when we witness intensively everyday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principal officials, government officials, legislators, academics and the media.

當權力在手

每一種權力都有它本來的目的。政務官負責政策的擘劃,事務官負責政策的執行,民意代表負責審查,媒體記者負責監督,知識分子用知識和筆作時代的眼光。這五種人手都掌握了一個東西,叫做權力,但是每一種權力作用不一。

政務官的權力在於理念的實踐,他意念中想做的事情,因為手中擁有權杖,全部都可以變成現實。在這個意義上,總統和縣市長都是政務官。他說,河邊應該有一個音樂廳,河邊就有一個音樂廳;他說,古蹟應該全面保存,古蹟就被全面保存。反之亦然,他說,鎖國開始,國家的大門就啞然關閉;他說,打倒「偶像」,「偶像」就在煙塵中轟然倒下。這種「點石成金」的權力是任何建樹的必要條件,但同時蘊藏破壞和毀滅的能量。侯賽因把國家帶到滅亡的深淵,布殊把國家拓展成武裝的世界警長,都是這種權力的行使,它可載可覆,可生可死。

事務官的權力在於執法,政策和法規透過事務官的實際操作才發生效力。手中握法規,他決定發不發給建築執照,通不通過環境評估;他起草的公文、蓋下的印章,決定他所服務的社會做不做得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他是否聰慧,能活潑解釋死板的條文?他是否具執行力,能貫徹政策的初衷?要窺探一個國家文明的程度,先去測量這個國家事務官聰慧和執行力的程度。事務官手中的權力行使適當,國家機器運轉順暢,就是國泰民安。事務官濫用權力,就成為荼毒生靈的惡吏。司馬遷以不世之大才,被「吏」的「威約之勢」踐踏折磨,以至於讀書人「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吏」治清明與否,其實是國家禍福的指標。

民意代表的權力,透過預算以及法案的審查,體現在對於官吏施政的監督。預算編列符合不符合國家發展的需要,預算執行符合不符合預算的編列,法案的精神符合不符合現實,含不含配套措施,有沒有遠見,都是民意代表可以而且必須定奪的地方。他的權力不在於空談國事,漫天批判,而鎖在一個非常明確的焦點領域:檢驗政務官提出的施政藍圖,秋毫明察,錙銖必較。民意代表是政策品質的把關者。民意代表如果失職,推出的法規制度可以禍國殃民,通過的施政預算可以勞民傷財;民意代表如果濫權,官商可以需索無度,國事可以空轉虛耗。民意代表的權力若是使用在刀口上,那麼政務官不敢無識,事務官不敢無能,法規不容偏頗,施政不許懈怠。這樣的權力是為智者設計的。

如果民意代表的監督權力限制在一個小而關鍵的焦點──預算和法案,那麼媒體的權力領域就大多了,它可以「空談國事,漫天批判」,只要有事實的根據。一個取得了人民信任的媒體權力可以大到左右國家前途,形塑社會價值,決定元首的去留,它更可以輕而易舉地成就一個英雄或者毀掉一個偶像。這種權力被扭曲、被操縱的時候,就是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基礎開始腐蝕的時候。真和假,是與非,崇高或可恥的標準一旦顛倒混淆,幾代人的努力都可能變成虛無,又要從零開始,可是誰不知道:不斷地從零開始是絕不可能累積成文明的。

知識分子依靠知識和見識取得指點江山的權力。知識使他懂得多,見識使他想得深看得遠,下筆如千軍萬馬,人們屏息傾聽。國家有難、局勢有變的時候,他的言論可以是混沌中的明燈,他的行為可以做為人們仰望的典範。在亂世中,他的言行更可以與當權者抗衡較勁,比春秋長短。知識分子手中有筆,筆就是權力。當他的筆無法行使權力的時候,知識分子就得反躬自省:是亂世危邦的客觀環境不許,還是自己的無知無能與墮落?

相較於廣大的平民百姓,政務官、事務官、民意代表、媒體記者、知識分子都是掌有權力的人。細究之下,每一種權力都很可怕,它可以興邦,可以覆邦,影響這一代人的此刻,下一代人的未來。掌權的人對自己手中所握有的權力──權力的性質、權力的界限、權力的責任──是否深思過呢?

政務官該不該做事務官的工作?不應該,可是內政部長硬是會帶大批媒體記者親自挨家挨戶去臨檢居家隔離的人,一件基層事務官該做的事。而當政策執行不力的時候,政務官又要指摘是事務官失職。疫病席捲全國,總統、行政院長、部長等等不停地在媒體前,義正辭嚴的,指摘各層事務官的處理疏失──口罩遺失、疫情謊報、設備不全、後援不足……。為甚麼不指出,問題的根源在於五十年都沒建立起完善的基礎醫療體系以及科學的管理制度以至於疾病一來潰不成軍,而基礎醫療體系和科學管理制度的建立難道是事務官的權力?政務官幹甚麼去了?

誰有權力,誰就要負責任;誰的權力愈大,誰就要負愈大的責任。權大責小,造就虛偽怠惰的政務官;責大權小,培養推諉避過的事務官。

民意代表該不該行使媒體的權力──經營媒體,或者在媒體主持政治節目?不可以。問題有兩種,一是球員兼裁判的不公。民意代表也是媒體的監督對象,自己怎麼監督自己呢?一是公器私用的不正。民意代表的俸祿得自人民,所佔的位子是謂公器,自己的工作時間、所蒐集的資料、所得來的訊息、所聘用的人員,所過手的一張紙一枝筆一枚針,都應該百分之百用在預算和法案的審查上。任何一點點一絲絲因為公器而得來的用在與此公器無關的事情上,都是一種公器的私用與濫用。博物館館長不能開古董店,公私分明,利益迴避,是權力行使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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